温州模式的低层解读

　　与温州模式并举的有苏南模式、珠江模式、长治模式、华西模式、西街模式、大邱庄模式以及海城模式、诸城模式和嘉兴模式等，在模式似乎已过时的年代里，那些标新立异、喜新厌旧的人们个个另觅新欢，闭门炮制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概念名词。其实都是一些隔靴瘙痒、自恋和无病呻吟的呢喃自语，可以说，他们的高谈阔论与经济没有太多关系，与温州模式也没有太多关系。

　　以下只与温州模式有关，我们关注温州模式，是因为它在世人喧嚣、浮躁、误解甚至把它当作可资利用工具的背景下进行的重新反思与解读。

　　温州模式发端于1985年5月12日的上海《解放日报》，有专家认为其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由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调节运行机制。窃以为这种以自身力量突破市场的硬壳而成长为全国“盲目”学习的标杆，温州人在事实上付出的代价就是：自担风险，自交学费，不等不靠不要，在九死一生中，在被排斥、驱赶、歧视的商业环境下，用他们个体的青春、成本，甚至健康和生命为代价获得的成功(有王均瑶为例)。在同一片天空下的温州人，让所有的市场风险和个人命运由温州人全部承担，这在理论和事实上而言都是不公平的。对此，有关专家和媒体已有公论。

　　值得庆幸的是，温州人在火与冰的探索中走出了自成一体、先人一步的成功之路，并被誉为“温州模式”。还有专家放言：我们发现温州是一棵巨大无比的寓言树，在现代化的里程中，它以异端的姿态耸立在所有关注改革的人们面前，承受着思想在渐进变化的人们的唾弃、打压、质疑，之后是接受，再后则是顶礼膜拜。托住这棵树的是这样的一些精灵之根，他们以百无禁忌的热情穿透体制的僵硬外壳，演绎着一场超越了理想的经济变革之剧。

　　反观中国西部及其它落后地区，当年几乎与温州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些甚至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地区，只要开口，国家给政策、给资金，有求必应。然而，这些家养的“宠物”最终是一窝蜂地向中国的犹太人——这群在市场中找到了自己奶酪的“野生动物”学习，历史就像一场喜剧，我们人类常常像皇帝的新装一样上演那些反观是闹剧甚至是荒诞剧的人间悲剧。

　　于是我们看到，在饥饿和生存的驱使下，温州人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下，不仅秉承了其祖传下来重商的“义利并举”的宝贵遗产，而且在改革开放中用几代人积累的丰富经验所向披靡，蚕食鲸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盛宴。究其原委，就是英国学者马洛夫对人的五个层次需求的最低需求，即温州人对现实低层次需求和低层次供给的不满足。

　　关于温州模式的理论已汗牛充栋，关于借温州之名写书出书发财的人已不胜枚举，这些理论和“红色宝书”大多演变成了工厂车间里的流水线，彼此抄袭、模仿，甚至拿一把剪刀、一瓶浆糊就可以成为温州模式的理论家和代言人，这也算是温州模式衍生出来的负产品吧，大概和当年温州假冒伪劣产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引发世人关注的“法派现象”

　　目前，温州已经是服装、皮鞋、打火机、眼镜、制笔、纽扣等轻工业生产基地。在服装行业里，新生代企业家彭星带领着他的法派，白手起家，仅用了不足十年的时间就打造出了一个代表了中国顶级男装的经典与时尚，且主导了国内品牌的流行趋势。法派连续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以及中国西服行业首批免检产品，这些骄人的成绩被业内人士和专家誉为“法派现象”。

　　在这九年里，法派人不仅在商海演绎了一幕幕传奇，而且在见证新温州模式(与温州模式而言)的变迁中都留下了一串串自己清晰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