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古老笨重的“摇把儿”电话对普通家庭还是“稀罕物”,一般的机关、企业,靠走关系、批条子才能装上一部“摇把儿”。
今天,手机已经和钱包、钥匙一起,成了普通百姓的“出门必备三件”,传统的通信难题,如今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市民的生活习惯。
工信部公布的截至今年7月的数据显示,我国手机总用户已经超过6.08亿,14亿中国人中每2.3人就拥有一部手机,在京、沪、广、深四大城市,手机普及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100%。
通信业百废待兴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是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人心目中的小康生活,与之对应的是,中国人对于通信的需求,长期处在需求与供给严重脱节的状况。
1949年建国之初,我国仅有固定电话用户21.8万户。而到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几年间,电话用户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从1949年到1978年这29年间,我国电话用户仅增长了170.8万户。
在通信业百废待兴的状况下,为了弥补通信资金建设的不足,加快通信业发展,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邮电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决定开始对市话新装用户收取初装费,但这一措施,并未在短期内改变“装电话难”的局面。
今年49岁的张明禄,现在是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物资供应部的总经理,曾长期负责北京移动手机网络的建设和扩容,在电信改革前,他是原北京无线通信局(下称无线局)移动通信局的副局长,经历了北京移动通信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就在1980年,21岁的张明禄从电信技术学校毕业,走上了无线局的工作岗位。他是工程师,负责一些微波、卫星通信的开发工作,在懵懵懂懂之中,接触到中国最早的公众移动通信萌芽。
“虽然搞的是移动通信,但当时的北京,几乎连摇把儿电话都很少见。”张明禄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固话的初装费高达5000元以上,但即使如此,也并不是交了钱就可以装上电话。电话安装,往往和单位规模、行政级别息息相关。“没有批条是装不上电话的,老百姓要实现长途通信需求,只能到邮局发电报、到长话大楼排队打长途。”
彼时,1978年成立的无线局只有2年的历史,无论是微波还是卫星通信,和老百姓的关系都不大,在社会上是冷门单位,几乎没什么人知道。张明禄回忆,无线局自己内部的定位也是保密单位,虽然有不到1000人,但和兄弟单位长途电话局比起来差距明显,长话局由于牵涉到长途电话、电报,是老百姓眼中普遍的热门单位。
张明禄不知道的是,在1979到1980的两年里面,电信业的建设,正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他的人生也即将随之发生改变。
1979年初,邓小平在和王震等四位时任副总理谈经济工作时说,投资的重点,要放在电、煤、石油、交通、电信、建材上来。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研究经济规划时再次说:“对经济长远规划的意见,交通问题要放在首位,尤其是邮电通信,对整个经济发展关系极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市无线局开始筹划引入国际先进的寻呼机项目,张明禄随之加入了技术支持的团队。他回忆说,北京的第一个寻呼机台在1986年年底建立,位置在当时北京的地标建筑——长安街畔的长途电话大楼,几乎全部设备都来自于进口。
但由于设备国产化率低,使用成本高,寻呼机在短期内并未出现大的发展,真正出现大规模使用的转折点出现在6年后。
响彻神州的“BP机”
随着国产设备的出现,寻呼机价格的降低,1992年12月28日,北京无线局西直门营业厅正式开业,“127”自动寻呼台正式运营,之后2年,无线局带汉显功能的寻呼台也开始运营。
“相比电话机,寻呼机实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移动通信,虽然是只能接收,不能发送的单向方式,但在那个商品和通信手段均极度匮乏的时代,已经足以引起老百姓的狂热了。”依靠寻呼机销售创业起家的迪信通董事长刘东海对记者回忆说。
很快,寻呼机收到信息的“B——B”声,成为响彻神州大地的流行声响,老百姓形象地把这种发着BB声的小黑匣子称为“BP机”(BB机),拿着BP机等着回电话的人,在公用电话前排起了长队。
刘东海说,作为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种流行符号,BP机的标准佩戴方式是,用机子上的卡子别在皮带上,为了防止丢失还要用一根金属链子拴着,但一定要把衣服束在腰带里面,这样可以把BP机露出来,让别人看到了有面子。
和BP机的流行对应,“有事CALL(呼)我”成为老百姓的流行语,就连当时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也是:MOTOROLA寻呼机,随时随地传讯息。
一个数据可以显示90年代初期北京寻呼业的火爆场景。1992年春节,北京126寻呼台每小时寻呼达到了1万次以上。随后,政策的支持也适时而至,使全国各地的寻呼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规模效应迅速呈现。
1993年,原邮电部出台第55号文件,社会经营单位获准进入电信业务市场,寻呼市场至此全面开放,到1998年初,中国寻呼业务超过了6500万,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在13年中的年均增幅高达110%,而鼎盛时期,寻呼企业总数超过2000家,用户超过8000万户。
大款代名词“大哥大”
不过,在实现了单向的移动通信需求后,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能够接收信息。双向通话的需求,使第一代模拟式移动电话——“大哥大”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
时至现在,已经无法印证“大哥大”别称的由来,但在诸多传说中最为可信的是,90年代初流行内地的香港电影中,黑社会大佬们身披长风褛,手拿大哥大电话,成为荧幕上“大哥大”的典型形象,于是这款手提电话自然而然就被称为“大哥大”。
事实上,“大哥大”在北京正式开通的时间,甚至比寻呼机还早了3-4年,张明禄回忆说,1988年,北京首期移动电话向社会放号试运行,总容量只有2000户,手机号码是“900”开头。
时任北京无线通信局局长的张家骥后来说,刚刚放号时全北京只有5个模拟移动电话基站,一个在市区,其他四个都在郊区,市区的在当时北京最高建筑物国际饭店,一来因为当时市内建筑普遍不高,二来市区面积小,5个基站基本就可以覆盖全市区。
1990年6月,北京第二张移动电话B网首期工程投产,号码为901,10月正式对外放号,为了和之前的网络区分,两个网络被称为A网和B网。
现任北京移动延庆分公司副总经理的汪利锋,在1991年被从长话局调到无线局进行支援,以服务可能增加的用户。
汪利锋回忆,在她进入无线局之前,由于网络容量小,北京的“大哥大”用户非常少,1988年全年放号不到500个,而之后的两年也均未超过1000个,三年来累计的用户仅仅为几千户,用户也仅仅限于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当时,社会的平均工资只不过是每月百元左右,而相比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昂贵的大哥大显得“高不可攀”。
汪利锋说:“大哥大贵到什么程度?电话本身2.1万,入网费6000,预存话费1000,一共2.8万,还不是交了钱就能拿到,因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大哥大需要购买指标,必须要有单位的证明才能买,所以用户要交了钱等,长的有等半年的。”
那时,大哥大被认为是“大款”的象征,能搞到大哥大批文的是“高级倒爷”。有一个90年代初的笑话说,有钱人就是“开着桑塔纳,打着大哥大。”但由于各种原因,到1995年之前,北京的大哥大用户,都没有超过20万户。
而负责网络建设的张明禄对大哥大的实用性则更有发言权:“我们当时有几个人,天天开个破小面,每人拿个大哥大满城转悠打电话,所有人都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我们,其实我们是测信号的。”
“一次我们自己测试,一个大哥大打通一个电话花了五分钟,总体来说,大哥大的炫耀和奢侈需求,绝对要大过通话需求。”张明禄说。
竞争催生“全球通”
随着移动通信业的发展,引入竞争、促进发展也成为放在电信改革面前刻不容缓的问题。1993年12月,国务院下发(1993)178号文件,同意组建中国联通公司。从此,电信业进入了引进竞争、打破垄断的全新阶段。
1995年1月,时任邮电部部长的吴基传在全国邮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称,竞争已成为一种客观现实,要把竞争作为一种动力,以此推进通信发展和服务工作。在此基础上,北京无线通信局在1995年4月20日,正式在刚刚开业的西单营业厅放号新一代“全球通”GSM数字移动电话。
实际上,“全球通”的品牌,以及在之后时间内推出的“我能”品牌口号,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但在当时,其推出的初衷,却仅仅是想把百姓从难懂的GSM技术术语中解脱出来,为此还引发了不少争议。
时任北京无线局宣传部副部长的杜润新回忆,在无线局起名“全球通”后,中国尚未实现手机全国漫游。“老百姓打电话来说,你们这个全球通,不能在全球使用嘛!”
杜润新回忆,随着1996年全国GSM网络建设的完善,国内和国际漫游开始实现,“全球通”对老百姓的吸引力开始呈现出来,加上第一次使用了机卡分离技术,老百姓可以在不换号的同时更换手机,或者在不更换手机的同时更换号码,大大提升了用户的积极性。
用户的快速增长也让号码的概念突现出来,刚刚开始在北京放号时使用的原有号段很快就不够用了,后来无线局不得不改为13910号段,这个号段迄今仍被认为是北京高端手机用户的象征。
“开始的时候13910也不是特别抢手,但到了后来手机号码升11位的时候,就有很多用户跑到营业厅指明要1390的号了。”杜润新说。
改制分拆
在电信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时间的钟表被拨到了1999年,这一年,对至今为止的中国电信业格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1998年,国务院宣布,推动邮电分营,成立信息产业部,实行政企分开,并在第二年2月通过电信业重组方案,将移动业务从中国电信中剥离出来,成立中国移动,并先后形成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铁通、中国卫通6家基础电信运营商的格局。
这次改革,也让长期在无线局端着“铁饭碗”的张明禄、杜润新、汪利锋先后被分进了中国移动北京公司。
“老实说,当时心里还是有点惴惴不安的,主要是对前途有些不确定。”张明禄回忆说,由于长期适应了电信“第二政府”的作风,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老员工选择留在电信,而不是新生的中国移动。
其实类似于张明禄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由于面临改制后的竞争压力,张明禄几乎每天都在加班,“第一年基本没有过周末,不加班根本完不成工作,每天都在外面扛着设备,找基站站址、测试信号,每个月用户的发展都超出原来的预期一大截。”
机制的转换除了激发工作热情,也使他们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2001年,分拆后的中国移动在香港上市,旋即成为恒生指数最重要的指标股之一。
公开资料显示,到2007年,中国移动的年营业收入3570亿元,净利润871亿元。而改制后采取的上市公司薪酬制度,让他们的工资比改制前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
爆炸式增长
从“摇把儿”电话的寥寥无几,到在30年后拥有全球最多的手机用户,中国的移动通信在3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从1999年电信改革后,更是创造了中国式的发展奇迹。
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不及世界水平的1/10,每200人拥有电话不到1部,比美国整整落后75年。
而到2008年,我国已经拥有6.08亿手机用户,高居全球首位,是1995年水平的167倍,1985年以来中国通信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长期在营业厅一线工作的汪利锋的体会更加深刻,1999年北京移动的手机用户还只是155万左右,但如今已突破了1000万用户。
现在的手机用户早已熟悉了各种便捷的缴费方式——遍布北京各地的200多家营业厅、网上充值、银行缴费等等,可是在上世纪末,手机缴费却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事儿。
有一个有关西直门交通的段子在很长的时间内,流传于汪利锋和她的营业厅同事之间,每月20日前后,西直门桥一定会堵车,因为21日是停机日,西直门桥旁边有移动的营业厅,前来缴费的人,把车都停到了西直门立交桥上。
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的移动通信业发展,已经使国人的沟通实现了“咫尺天涯”,也成功使我国摘掉了电信业弱国的帽子。
一系列事实都在印证这一成绩:2008年,中国移动超越沃达丰,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并成为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2008年年底,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宣布,中国将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发放3G牌照,并全力支持中国自主3G标准,继续保持中国在全球电信业的领先地位和竞争力。
纽约时报最为著名的专栏作家之一托马斯·弗里曼在其全球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写道:“因通信和信息技术互联的世界中……世界是平的,美国与中国的劳动力将平等竞争,他们中更有竞争力的将胜出……”
显然,中国的电信业奇迹,仍然还在进行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