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介入
我是个绝无竞争意识的人,似乎只能被命运推着走,也似乎命运总眷顾我。无论办报,搞全国新闻摄影年度评选,还是创办平遥摄影节,再多的不说了,都是有人找到头上,或机遇堆满在身边,自己不做,对不住大家,便顺水行舟,借力发力。倒也不无收获,只是紧俏些,有人想要,马上拿去,绝无半点吝惜。搞文字如此,组织项目如此,接触历史———摄影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我早就研究摄影,不过是从影像语言方面,研究拍摄方法,趁着脑袋还不糊涂,把研究的东西归纳出来,把自己也够热闹的经历整理出来,已够我忙呼,哪里有史学研究的兴致和条件?
因办平遥摄影节的关系,2002年认识了沙飞的二女王雁。她多次提及顾棣及其档案史料的重要,要我找个懂电脑的人,帮助顾棣完成他编写《晋察冀画报史》的心愿,她来资助。我因坚持教学,学生不少,但想找个人往这方面钻,谈何容易?既枯燥,又无利可图,学生们想的是学好本领,找个好饭碗。美国的王瑞对此事非常关心,沙飞研究,他属我们这一楂儿中最早的,也很有成绩,自己就想干。可他远在天边,没办法深入。2005年,他曾动员一个太原的大学生介入,我办个人摄影展时还遇到这个人,但那时他已是一家电脑公司的雇员,问了问,他无暇顾及。
到2006年底,作为首届沙飞摄影奖提名人,我与王雁联系较多,她又多次提起此事。一日突然冒出一句:“为什么你不做?”并为这一提议欣喜若狂:“这是天意,老天让你早早退下来,好好休息一段,就是让你干这件事的!”
“你是中国当代摄影史的亲历者、记录者、研究者……”
“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历史的重担,落在你的肩上……”
“还记得吗:蒋齐生于1983年9月1日在贵报发表文章:《从〈摄影报〉的出版想到沙飞,从忆沙飞想到〈摄影报〉的未来》。20多年前,你与沙飞们已经联在了一起!”
……
王雁是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为策划沙飞、石少华摄影展览开始接触这一领域的。她说:“我哪知道什么摄影史啊!最初只是宣传父亲,尽管有困难,还算顺利,想干什么,机会就会出现,一口气就做到了今天。十几年下来,王雁硕果累累,各地巡展、交流,收集资料,结集出版,2005年基本完成。她开始惦记更宽的范围———与父亲事业有关的所有事。她无私,因此也无畏地把手伸向了相关的人、事和文献史料,尽己所能,设立沙飞影像研究中心、沙飞摄影奖,甚至直接写信给有关领导人,为被父亲枪杀的日本医生津泽胜讨个说法。经多方努力,2007年6月,津泽胜后人得到了中国方面颁发的荣誉证书;在日本巡展父亲的抗战摄影作品,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正面效果;她顶住各种诱惑或压力,追求“纯洁”完美———顾棣这本书便是其中一例。友人劝她:“你只是沙飞的女儿,操这么多心干什么?人家还以为你有什么目的。”王雁与父亲的学生顾棣1996年编辑《沙飞纪念集》开始第一次合作,1998年央视拍摄沙飞纪录片,再次携手……她了解并深知,顾棣收集的资料已从晋察冀扩展到全国解放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不要淹没了这批珍贵的史料。
我很快决定参与此事。王雁明确职责:顾棣是作者,负责整合手中全部史料,全书保持个人视角和观点;苏实特邀编辑,帮助顾棣处理全部资料,到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整理、挖掘资料,争取尽快采访更多健在的老摄影战士,抢救活资料;王雁策划,承担有关费用,疏通关系,争取尽快完成这部《中国红色摄影史录》。
说来也怪,自接手整理这段历史,想什么来什么,事情出奇的顺利。自做这事以后,我几乎步步感到有股说不清的力量在辅助,尽管仍像以前一样的顺水推舟,这舟的顺畅与神奇,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顾棣是我的老师。所以称老师,是因80年代初我步入摄影界时,他是省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我从摄影培训班(号称山西省摄影界的黄埔一期)结业后便正式参与了摄影界的事,刚好在顾棣的领导和指点下。后来我当了《人民摄影》报的记者、编辑,一直做到总编辑,期间多次合作,发表摄影史文章、开办摄影史栏目,先后不少于六次派最优秀的记者、编辑,投入主要精力,长期帮助顾棣整理史料,撰写文章,通过我们的报纸弘扬。一方面是帮助老师做事,一方面认为那是办报人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为报社不断丰富资源,拓展活动空间。顾棣则无数次在公众场合毫无顾忌地大力赞扬我和《人民摄影》报。但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深入地参与进来。
2007年初决定接手此事,王雁马上打电话联系,突然得知顾棣1月20日动了心脏大手术。顾棣长子顾小棣说,情况极严峻。偶然发现,却情况危急,打开胸腔,医生说无法手术。两个北京来的专家路过,接下了这例难题,救了顾老师一命。小棣说:“不知怎么了,老爸破天荒冲我们大发脾气。”我说:“这还不清楚,他还有事没做完。”受王雁的影响,我已经进一步认识到顾棣的价值以及他所拼搏的重要意义,顾老师这样一住院,我深刻地意识到时间的紧迫。
1月28日,与小棣联系,想去医院看望,小棣回复稍晚一些,怕激动;2月8日,顾老师已回家,小棣发短信说,可以去看望;2月9日去,顾老师睡下未起,没敢打扰。不久顾老师托小棣发来短信表示谢意,但还不知道我的意图。也想让顾老师调理好身体再谈,加上忙于沙飞奖的事,直到3月12日,顾老师打电话来,我才准时赴约。
他向我讲了病情和愿望。原想办完自己的事再进医院,无奈病情严重,本单位几个老人刚刚离去,对自己心情影响极大。手术成功,但胸前盖着钢板,元气大伤,医生要求100天不能见风,不能大动,不能多说话,更不能激动,半年后方可轻微运动,需要1年时间完全恢复。此时刚过40天,护理员在旁边盯着,只许说话30分钟。得知我要全面介入,他高兴极了:“这可解决大问题了,再没有你这样合适的人选了!”从这天开始,他又鼓足了干劲投入工作。他坦陈,一心只想把《晋察冀画报史》完成,那是他恩师和战友的鲜血和生命,再不敢多想(那文字在今天的书中只是一章)。我讲了计算机和现代互联网,这是我的长项,我们可以把计划扩展开,我来做全部具体工作,他只需尽己所能拿出最理想的方案,核实具体时间、地点、人物、专用名词等。至于开支,我要他放心,王雁愿全力资助,我们只需往好了想,往好了做,形成合力,可以做更多的事。他要共同署名,我和王雁表明态度:《中国红色摄影史录》的著作者是顾棣,我只是助手、录入员、校对员、采访人和编辑,这种内容署上我的名反而没人信。而且视角和观点未必一致,为了保持原貌,书中不应加入任何我们的观点和口气,体现的应是顾棣的全部愿望,因此只能署他一个人的名。
3月19日,我们讨论了具体的工作计划,拿回了第一批约15万字的手稿和曾经在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的小册子上刊载过的有关晋察冀画报史的文章。顾老师坚持亲自登上椅子,从高柜中拿出了一大摞手稿,下来后说:“哎呀不行,心跳得厉害!”这手稿是顾棣写文艺大辞典时的原稿,内容包括人物介绍、刊物介绍和作品辞条。除了晋察冀画报史4万字左右是已经印刷好的文章,全部写在稿纸上,无法偷懒,夫人郭思自愿参与这一工程,我和郭思一起录。我俩录得手指生痛,但却兴致不减。
4月8日,我送去了录入完毕的全部打印稿。那天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顾老师拿出精心包裹的一大捆手稿,足有一尺厚,有些抱歉地说:“这些更完整,你要录这个。”其中许多内容是重复的。“为什么要先录不完整的?”顾老师说:“你要尽快掌握全部历史,否则无法真的做好这件事。”我理解了,这是一种填鸭式的速成法,也是在考验我的诚意。博士生要看多少部书,查阅多少资料,走访多少相关人士和地方,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才会了解这段历史,而且未必有这样细。我在顾老师的直接指导下,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地录,消化的东西远比读书扎实。那天拿回的是摄影史残本,用硬皮文件夹夹着,包扎了数层报纸、牛皮纸,外面用粗线绳严实地捆绑着,红色毛笔标清了里面的内容。
顾老师原在晋察冀工作,对其它根据地并不熟悉。80年代初,在罗光达、蒋齐生老前辈的指导下,请正在开始为父亲平反奔波的沙飞长女王笑利帮助,很快完成了一部十余万字的《晋察冀画报大事记》。中国摄影家协会看后邀请顾棣、蒋老等组成摄影史编写组,在此基础上,将视野扩大到全国,撰写出一部全国性的解放区摄影史。蒋老身体不好,负责编写理论部分,顾棣在全国范围跑了一圈,很快写出了这部长达25万字的解放区摄影史稿。顾棣感叹地说,接触人和索要材料是相对容易的,但在史中的说法则有很大争议,长时间无法定案,一直拖延了下来。他当时复写了3份,蒋老、中国摄影家协会、吴群处各一份。因搞不成,中国摄影家协会把自己的一份退了回来。但因到处请老同志过目,回来时少了第一章,怎么也找不到了,蒋老和吴群那里也没了音讯,他手里的这部也成了残本。他说第一章是解放区的概括介绍,以求与摄影史衔接起来,现在已没有能力再写一遍了。好在解放区历史有许多书介绍,对摄影史而言,这一残本的内容仍然完整,以前写的大事记和解放区文艺大辞典、史略等都是出自这个版本,“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基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