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不能打开局面,中国民航的飞机一定要飞出去!”周总理的勉励,显得意味深长:1960年代中苏交恶,中方要从冷战中解脱,急需寻找独立的外交路线——如果民航飞不出去,外交又如何前行?
1959年开始引进的伊尔-18,更像是祖国10年大寿的献礼,一条新10年和旧10年的分割线。有了这台时速650公里、连续航程达10小时的飞行器,远渡重洋不再是梦想。当开罗机场过道边白西服蓝长裙、手提暖水壶、素妆短发的中国空姐与红短裙高跟鞋、黑挎包、浓妆金发的外国空姐好奇地相互对视,无形中便成了一个窗口:外交飞出去了,空姐也飞出去了,拓展的是全国人民的视野,并向世界传达——中国在行动。中外空姐的偶遇,是民航空姐一次思考学习的机会,也是互相交流的一个契机。
可惜不久“文革”吹,战鼓擂,乘务员被禁止学习英语,也不得与机上外宾交谈,中外空姐的交点在襁褓中悄无声息地分岔。和百姓一样,政治斗争成为空姐最主要的任务,宣传毛泽东思想成为民航服务的标准。漆满语录的客机上,手拿红宝书、向乘客表演“忠字舞”、宣传革命思想的空姐,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潮流。
伊尔—18机舱密封的增压系统和80座的宽阔机身还带来了两个改变。一是乘客的增多,民航局不得不大量招收第二、第三代空姐,在每个航班上安排2至4位,初现今日的服务规模。这批新空姐既有从军队里转业的,也尝试从地面工作人员中选拔,空乘的神秘面貌慢慢褪去。二是空中飞行环境平稳,类似今日的舒适机舱便利、创新了空姐的服务。国际航线机上开始供应热食,国内航线也出现了小吃和点心。当时还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余韵,粮食紧缺、粮票难求,不知当空姐亲手分发珍贵食物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心情?
这样的改变最终促使民航发展走上了正轨,扭亏为盈。《空勤保健工作的决定》的发布,统一编制飞行队伍,乘务分队出现了,航线正式采取国内、国外的划分,三大机场向国际机场的目标扩建,都莫不如是。巨大的改变让空姐付出加倍的努力去适应、完善,有些事便也顺理成章。比如,“四好”、“五好”在空姐之间的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是前有饥饿、后有政治狂热的时代,这是英雄辈出的榜样时代,这是追求革命觉悟、艰苦朴素、集体主义的时代,更重要的是,这是走向世界的时代。中国的空姐们经历了这一切,并始终走在最前沿。当空姐们闲暇时穿上连衣裙,和人们一样走进碧波垂杨的公园里时,我们也只能感叹: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01
巩新慧
飞上蓝天变凤凰
“当时乘务员比较洋气,
地面人员不服气,
说我们飞的时候是凤凰,
下来就是母鸡。”
“下飞机前,
胡志明会和我们拥抱,
亲亲我们的脸颊。”
“小同志,今年多大了?哪里人呀?”
——陈军 解放军首长
“飞机为什么这么颠?会不会摔下去?”
——张继东 老红军
高
中的时候,我特别想当护士,觉得那一身白色的衣服很漂亮。毕业后却被分配到工厂学企业统计。有一天,我们正拿着厚厚的教材学习,来了几个穿军装的,绕着我们走了一圈,也不知道干什么。几天后,就通知我去学空乘英语。据说他们查了我们家的档案,三代的成分都没问题。体检的时候,坐转椅,我很快就晕过去了。听说只要不吐就可以过关。就这样,我上了天津民航机械专科学校。我父亲和哥哥都是党员,也是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当空乘挺光荣的。
划清界线后恋爱
从天津民航机专毕业的时候,我填了一张表格,有点像保证书,上面有一栏:何时谈个人问题?我写了30岁以后。实际上,我在二十四五岁就谈对象了,那时候飞行员很不好找对象,领导很着急,大队长中队长很热心地为我们配对子。
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和市区是两个世界,中间有岗哨,不能私自离开单位。记得有一次晚饭后点名,发现一个飞行员缺席,后来知道是进市区了,挨了指导员一顿骂。空姐即使结婚了,一星期也只能回家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就在机场散步,找个安静的地方坐着聊天,有时候会有手电筒强光照过来,把我们吓一跳,看我们规规矩矩的,才关了灯。突然有一天,领导找我谈话,说我父亲自杀了。我的眼泪立刻下来了,领导说我界线不清,要把我送去劳动改造。劳动了两期,我才明白过来,要骂自己的父亲才能过关。我的恋爱也停下来了。我想我下辈子就要被扔到农村劳动了,那也没什么不好。男朋友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后来问他,他说当时想“走着瞧,再看看”。之后父亲平反,我回到飞机上服务。领导又找我谈话了,说我们的关系可以恢复正常了。1970年我们领了结婚证。结婚证上有毛主席的头像,还有“为人民服务”等字样。
休息时间学针灸
不飞的时候,我们的时间也排得满满的。早上6点起床,8点集合,排好队齐步走,走到食堂。食堂的大桌子上摆了炒粉、鸡蛋,还有牛奶、豆浆,那样子就像现在的自助餐。当时的空勤灶伙食不错,我记得还经常有蛇汤喝。
用完早餐就得学习,我们要学针灸,每个人发一盒针,自己扎自己的内关穴。飞机上常常有客人吐,据说扎内关穴有效,不过我从来不敢试。一般我们都会观察,如果哪个客人脸色不好,就赶紧去问,送上清洁袋,有时候还得替他们接着。
剪头发破四旧
刚到广州当上空乘的时候,我们都烫了头发,穿高跟鞋,一身藏蓝色的西装,拎着天蓝色的小手提包。我们经常整整齐齐地站在宿舍的天台,接受政委的检查。
“文革”开始,我们飞北京,红卫兵上飞机检查,说我们的头发是四旧,吓得乘务员到处找发卡,回家立刻把头发剪了。
在那之前,乘务员确实比较洋气。地面人员有人不服气,说我们飞的时候是凤凰,下来就是母鸡。现在想起来挺好玩的。
“胡伯伯”的亲吻
当时广东省的领导陶铸经常坐我们的航班,我记得他特别喜欢吃潮州橘子,常常带着几筐。伊尔—14飞机有一个小舱,8个座位,给首长和随行人员坐。我们在送水果的时候,也会从筐里拿出橘子,满满地装一盘送上。伊尔-14飞机作为专机的时候,这个小舱就得拆掉座椅,放一张茶几两张沙发,茶几上放一瓶花,最后还要准备一双皮的拖鞋。上世纪60年代,航班很少,国际航班只有到越南河内,而且那时候越南还在打仗。我们每次先到南宁,等到天黑,吃完晚饭才启程。记得胡志明经常坐我们的航班,他很和蔼很随便,常常送我们礼物,有时候是笔记本,上面签着“胡伯伯”。下飞机前,胡志明会和我们拥抱,亲亲我们的脸颊。
编辑手记
空姐或许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职业。1960年代,当许多女性还裹在粗布缝成的大衣里,空姐们已“烫了头发,穿高跟鞋,一身藏蓝色的西装,拎着天蓝色的小手提包”,一身洋气。时至今日,她们中的不少人仍然站在时尚潮流的最前端。
职业的特殊性赋予了空姐美丽的使命,在飞国际航班时,她们更代表着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