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是转变的时代,是新陈代谢的时代。初期“文革”影响加深,空姐按军队建制、参军分配,空姐制服充盈着革命的生活色彩。无檐军帽、天蓝军上衣、黄色解放鞋、军挎包,这样的军队形象是当年最革命、最纯洁的象征。一身戎装,全家荣耀,可见对普通群众有多大的吸引力。仰望和羡慕使空姐这个职业蒙上了神圣的光环。“我想参军,穿上军装,成为一个空中服务员”成为许多女娃子的梦想。
1972年,尼克松、田中角荣先后访华,举世震惊。两位领导人在华期间的专机由中国空姐全程服务,很好地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空乘的魅力。伴随着中美、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国民航敏锐地找到了转变的契机。自1960年代末的英语禁令也对空姐解除,开始培养大量英语人才为国际航线做准备。很快地,国际航线的空姐告别了军装。到了1970年代末,空姐不再留长辫,以齐耳长的卷发形象示人,蓝斜纹西装、筒裤、黑皮鞋、出差包,空乘制服逐渐行业化、正规化,与世界接轨。
中美建交,美方批准出售波音707、727机型,加上英国的三叉戟,苏联的伊尔—62,空姐们进入了现代化的“喷气时代”。当时“文革”的批斗会上,对被批斗者有一招“喷气式”,即按颈弯腰、双手反绑伸直成喷气状,可见喷气机影响之大。
中日建交,民航局派遣10名空姐到日本航空交流,这是空姐第一次出国学习。
空姐服务的对象随着经济发展,也经历了干部到民众的转化。随着第一代领导人先后辞世,客舱的干部时代画上了句号。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乐意去尝试飞行的滋味,很宝贵地留着机上分发的中华烟、果汁和水果糖,拿回去和亲友分享。
空乘姑娘们的新陈代谢经历了小波折。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新一辈不是很理解老一辈的服务精神,往往困扰于端茶送水的枯燥单调。但同为民航奋斗的特质,还是让她们顺利完成了交接。就像新中国第二代空姐郝玉萍所说:“随着工作的深入,我了解了平凡的服务与祖国声誉的关系,理解了把青春完全奉献在蓝天上的老乘务员。”
巴黎、东京、莫斯科等一条条国际航线的开辟,标志着中国民航成为展翅翱翔的雄鹰,空姐也真正实现了“俯视祖国大好河山,周游世界各国风情”的梦想。
1979年,民航进行企业体制的改革,新的春天就在前方等待空姐们去发掘。
01
黄胜新
全国模范乘务员
“XX同志,咱们又在飞机上见面了。上次您说的那个人,后来找到了吗?”
——张玉昆 国家干部
当时机场条件差,一场小雪就会导致飞机无法起飞。
那年头,有资格坐飞机的着实不多。
我
是民航招收的最后一批义务工,而且,此前民航只在三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招收空乘,我这批之后,条件开始放宽。
从义务工做起
义务工是兵,到广州直接进新兵连军训,3个月下来,我手肿脚肿。不过,体重从一百零几斤,增加到近120斤。刚到的时候斯文秀气,很快就学会了抢馒头,胃口大开。
军训结束的时候,我代表新兵发言,说到最后一句话,非常激动。那句话大概是“这就是我们的心声”之类的,那时候,声音高亢,目视远方,手臂挥出。
义务工平时穿的工作服,是老兵退伍时留下来的。和职工穿的有明显差别。我们的衣服有两个口袋,职工(多为干部成分)的有四个口袋。那时候的衬衫,清一色都是乳白色的,大约到了1982年,才开始穿上带点花纹的。
还有一个区别,义务工的蚊帐是没有开口的,职工的蚊帐才有开口。
义务工的收入也很特别,有“七八九、五四三”之说。工作第一年,每月拿7元津贴,第二年8元,第三年9元。每个月有奖金,按照评出的一二三等奖,分别获得5元、4元和3元。义务工和职工,同样是空乘,但收入比职工低得多,不过大家觉悟好,从来没有怨言。1982年我们转为职工,每个月拿30多元工资。
两次高考落榜
其实当空乘并不是我的第一选择,1977年和1978年我两次高考落榜,一直耿耿于怀。我现在还记得1977年高考上海出的作文题是论述题,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崇拜大学生,我找的对象,没钱没关系,但是一定不能没有文化。男人一定要有文化。我儿子受我影响,从小就看各种书籍,天文地理历史。
我喜欢学习。同事和领导都知道我很好强,但当时的说法是有上进心。1991年我小孩3岁的时候,我考到天津学英语,考进去的时候分到B班,毕业的时候是A班。
我学英语是为了更好地飞国际航班。南航许多国际航班的首航,我都是乘务员,比如1996年广州—北京—阿姆斯特丹的航线。我记得当时航班上多是欧洲人,中国人少,而且几乎都是温州的,他们中有许多在欧洲开餐馆。
后来,我获得了当时民航局局长沈图授予的“全国模范乘务员”称号,在沈局长任内,授予这个称号,仅此一次。
编辑手记
“全国模范乘务员”这一称号,在当时不亚于“劳模”,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是莫大的荣誉。黄胜新却用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略略带过,其对名利之淡泊,令人敬佩。或许当代空姐在一些外人心目中,多与富豪、名人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但70年代的空姐,却保留着最纯真的情感和最朴实的价值观。当然,这可能与时代的因素有关。70年代是一个极度崇尚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的年代,与现在鼓励张扬、个体发展的趋势不尽相同。而在物质甚嚣尘上的年代,保留一个纯真的心,绝非易事。
年代纪事
1970年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71年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粉碎林彪集团;中国民航正式加入国际民航组织。
1972年 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批准波音公司向中国出售波音727,并出口10架波音707,中国民航进入“喷气时代”;中日正式建交。
1973年 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中共十大召开。
1974年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思想;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发言;秦始皇兵马俑出土。
02
徐淮平
赴日研修的日子
“去日本学习之前,
民航没有强调过要微笑服务,
我们只知道为人民服务。”
“在逃生训练中,滑梯足有两层楼高,下面黑压压的都是日本媒体。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能丢人,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一定要做得很好。”
“丫头,找个袋子给我装糖果,我要带回去。”
——黄语 团中央干部
“丫头,晕机了,别干了,赶紧歇着,我帮你发饼干。”
——徐爱国 部队首长
1
968年,我18岁,是下乡的知青,在东北的农场工作,正好遇上民航内部招工。我出生民航世家,很自然就被选上。刚到广州的时候,全部加起来只有12个乘务员,一半抓革命,一半促生产。我是新手,被安排促生产,在看了师傅手写的笔记本后,第一班先看师傅怎么做,在回程我就上阵了。
1960年代至1980年代初,民航不要求乘务员微笑服务。强调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乘务员要严肃端庄,时刻盯着旅客,观察客舱有什么异动。直到1983年,全国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才开始重视乘务员的礼仪形象。
去日本学习之前,民航没有强调过要微笑服务,我们只知道为人民服务。
1980年,中国民航局和日本全日空航空共同组织“中国民航乘务员赴日研修团”,这是广州民航局的空乘首次接受国际标准的培训。这次接触,由当时80多岁的知名日中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先生促成,他和周恩来总理的关系很好。在欢迎仪式上他说自己非常钦佩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希望我们也能发扬长征精神。他还说,中国和日本,就像哥哥和弟弟,以前是弟弟向哥哥学习,现在哥哥向弟弟学习,互相学习。
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学习。日本的航空服务,很早就要求微笑服务,他们的空乘笑得很自然,那是职业化的微笑。不过我观察到,大多数空乘下了飞机就不笑了。
我们这些到日本学习的空乘,对这种职业化的微笑能较快地接受。我第一次发现,原来空乘的培训工作,有那么专业系统化的规定。比如一个简单的送茶动作,除了微笑,要说敬语,还有手势、表情、目光、弯腰等等。开始时许多学员忙着想如何说日文敬语,脸上还要微笑,动作就像木偶表演一样。
我们在日本接受了系统的空乘服务与安全训练。在逃生训练中,B747上舱撤离滑梯足有两层楼高,下面黑压压的人群,都是日本媒体。我们看见电视摄像机的灯光,还有闪光灯。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能丢人,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一定要做得很好。我滑到地面,像弹簧一样,立刻站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干净利落,日本记者问我们,为什么都做得这么好。我们谦虚地说,“按照教官教的去做。”
在日本的45天,我耳目一新。我一直在想,对空乘的专业系统训练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还没做,如果我们做了,就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从日本回来后,我一直憧憬着有我们自己的乘务培训中心。我相信,专业化培训会让中国乘务员产生自豪感,并提高服务技能和综合素质。10年后,广州民航开始规划筹建乘务培训中心。1995年10月,南航开始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空乘培训。这一历程,南航始终领先国内。
编辑手记
“去日本学习之前,民航没有强调过要微笑服务,我们只知道为人民服务。”
上世纪70年代,国内航空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落后先进邻邦20年。是改革开放让一批乘务人员走出国门,她们怀着虚心的态度,向外国乘务员学习讨教,她们在异域接受了专业的培训,回到国内又勇于发扬和创新,将中国民航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年代纪事:
1975年 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工作实际由邓小平主持。
1976年 周恩来逝世;华国锋任代总理;“天安门事件”爆发;唐山地震;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
1977年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恢复高考。
1978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小岗村20户农民代表联名签订分田和包产到户契约。
1979年 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问美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