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胡子剌茬,甚至也不算饱经风霜,38岁的李栓科消瘦而稳健,全然不像一般概念里的登山探险专家。
但他确实用了10年时间从事南极(4年)、北极(2年)和青藏高原(4年)地区的地貌、第四纪地质环境演变研究以及旅游科普工作,每年在野外的时间都要超过3个月,其中最长的一次是在南极—一年半。“玩”出了很不一般的成就。
在最近的5年中,他又玩票似地进入传媒,一手将《地理知识》打造成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国家地理》,而且显得后劲十足,按李栓科的说法:“这本杂志目前的运营状况,就像我们登山探险,翻过了陡坎,正在往上冲锋!”
于是,一本具有启蒙意义的杂志、北极熊、企鹅以及布达拉宫构成了李栓科40岁之前的人生,别具一格、异常丰富。
“三位一体”的地质 “我出生在甘肃平凉农村,兄弟6个,排行老四。上学住校,所以从小就在黄土高坡上乱跑,只要是远的、好玩的,刺激的地方,我都想去。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只有两个想法:去北京、学地质!当时就觉得和大自然打交道心里头开阔。”
“北师大给我们那批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实践的机会,所以大家的底子都打得很好。我还记得读硕士的时候去庐山实习,一个老师站在好汉坡,告诉我们那是当年李四光和德国人争论‘中国有没有冰川’的地方,大家还模仿当年的场景做了个再现,一时间群情激昂。现在想想当时真是朴实而热情。”
“虽然那时候家里很穷,但大三的时候我还是花800多块买了台玛米亚135相机,为的是做实习的记录,纯粹出于对专业的痴迷,现在想想都觉得当时自己很‘牛’。钱是我打工挣来的:在实验室值班,带低年级同学野外实习,参加高考地理阅卷……有什么我干什么,真就攒了800多块。”
“去北京、学地质”这两个极为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式的个人梦想,在李栓科身上合二为一,而他少年时候“远的、好玩的、刺激的”这3个快乐标准也“三位一体”地统一在地质这门科学之中了。李栓科现在还对北师大6年的教育感激不已。据他讲,当时的老师具备了很高的科研和实践水平,更重要的是学生几乎每周都可以得到野外实习的机会,这对于学生专业水准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现时的大学教育,学生们的野外实习机会已经大量减少,似乎已经开始影响到他们的专业水平,更不用说生命乐趣的培养了。
北极“梦之旅” “在南极越冬的时候,我就有了去北极的念头,用长期在南半球搞研究积累的资料与北极进行一下对比研究,是必要的。像北极这样的地方,因为离中国很近,国外总有人说,北极的酸雨啊、环境污染啊都和我们东北有关,认为中国是破坏北极地区环境的罪魁祸首。通过自己更专业的考察,我们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否则,我们只能听由境外这样或那样说。”
“我们1993年便开始筹备北极考察队,最终把考察定在1995年5月,是因为北极这个时期的‘路况’相对好一点,而且极昼来临了,24小时都有太阳。说是相对良好的路况,可北极还是处处杀机。冰裂,就是其中最危险的,却偏偏被我碰上了。那时我们还在大本营进行适应性的训练,在路上我不小心掉进了白铁湖的冰窟窿里,水温是零下20几度,浮冰还在不停地移动着。如果不马上爬上来,冰缝很快就会合上,再无逃生机会。我用了大概两三分钟就扒光了身上的所有衣物(防寒服灌进去水,已经成了沉重的负担),竭尽全力爬了出来,当真是有惊无险。从那以后我更体会到在极端条件下,求生技巧和信念同样重要,都能决定生死。”
“北极科考队当时一共26人,但只有6人有机会踏上北极点。直至1995年5月26日,当我们6个考察队员发现手里使用的所有全球定位仪器统统找不着北时,我知道,这支中国人自己组织的考察队已经到达了北极点!我朝天打出了信号弹,这是中国人组织的科学考察队第一次到达北极点。可我们6个人竟然没有事先预想的那样欢呼雀跃,甚至连一点兴奋的感觉都没有。我的脑子一片空白,靠着冰冷的雪居然睡着了。其他的队友,甚至陪伴了我们13天的爱斯基摩犬都累得筋疲力尽。从北纬88度到北纬90度,20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步行13天,最后可以感到的只有疲惫了。”
首次北极之行被李栓科称之为一场自己与中国地理学界共同的“梦之旅”。北极科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同时为作为个体的李栓科提供了个人兴趣与事业成功的最佳契合点,应该说,李栓科是幸运而幸福的。
另外一件被李栓科特别提起的事情是有关北极科考的外交问题。北极与南极最大的不同是北极的土地已经归属于若干个主权国家,在没有与这些国家达成协议之前,我国的北极科考是无法成行的。于是,到达北极点的李栓科和他的队友们最深刻的感受仍然是祖国需要强大,需要发展。这种平时在教科书上多见的情感,其实朴素而富有感染力!
南极共产主义 “南极大陆98%是冰带,几乎全是冰,几千米的冰,它储存了全球淡水的72%,可供人类使用7500年。虽然我在青藏高原也可以一年四季都看到雪山,但南极的雪景更为壮观。登上南极是每个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夙愿。”
“在南极时,那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烟、酒、衣服什么都有,想吃什么、用什么,拿就是了,即使有钞票也什么都买不来。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帮助也变得出奇地真诚、简单、干净,这是违背我们以往的、一般生活原则的。在南极时,每天大家都要准时起床,统一用餐,谁没起来,大家就会敲钟,如果有人久久不来,就证明他有麻烦了,所有人都会去看他。”
“在南极越冬,真正考验人心理素质的是怎样对付寂寞,每个人都要为了别人而快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默默无语,这是最危险的。有人会产生一些心理变化,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队员之间也会有一些冲突发生。由于总吃不到蔬菜,队员们大多营养不良,这个时候抵抗力很差,很容易生病。于是我们每个人轮流讲故事,想到什么讲什么。一位60岁的老队员为了让年轻人高兴起来,甚至连他的初恋、第二次恋爱都讲了出来,即便是这样,6个月以后所有的人都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了。”
“在南极,惟一可以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就是给家人打电话,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这里每分钟的话费是18美元,即使是这样简短的通话,科考队都在这边连上了喇叭,让大家都能听到别人家人的声音。科考队组织了很多活动,我学会了山东的够级、河北的升级、象棋、围棋、甚至下盲棋。我还跟工人师傅学会了翻砂,跟厨师学会了一样拿手菜——茄合,回家后还做给了老婆孩子吃。”
“最后寂寞实在排遣不了了,我们就搞恶作剧来发泄。跳雪,是我们独创的比赛。每次我们都要先找个地方,让身体最胖的人先跳下去,为防止危险要先扎好他的腿,如果他跳下去没有危险,比赛就正式开始了。有人先在房间里温好水,比赛时要脱光衣服跳,跳完后赶紧躲进房间,泡在温水里,比赛结束后根据跳雪姿势的优美程度评出最好的。还有一个恶作剧就是:大家脱光衣服赤裸着坐在石凳上,比谁坚持的时间长,有点自虐的味道。闹的方式很多,今天你想出这招儿,明天他又琢磨出另一个。不过,绰绰有余的业余时间还是折磨着我们。”
“到目前为止,我一生中最感兴奋的事情就发生在南极。1991年我开始了在南极为期一年半的科考工作。每年,冬天一到,所有南极的动物都向北迁,在寒冷、黑暗的极夜期间,我们甚至连看动物的机会都没有,惟独企鹅能回到南极大陆少数的几个地方。当时看企鹅成了我最大的心愿,却又因为危险被考察队严令禁止,于是我的一切行动变成了‘密谋’。我每天关注卫星云图,发现极夜期间强大的暴风雪过后,会有一个1到1.5天的平静期,是最好的出行时机。我提前一个月开始做身体和物质上的准备,终于迎来了一个风力状况良好的清晨,早晨5点悄悄出发,负重40公斤,用18个小时完成了来回62.6公里的路程。其实到达目的地看企鹅的时间仅仅20分钟,当时正是企鹅的繁殖季节,上万只堆得小雪人似的雄性企鹅正在孵蛋,场面真是壮观!后来回到考察站,两、三个礼拜后大家才知道我的行动。”
李栓科参加了中国第七、八、九3次南极考察队。科学知识与探险经验的积累让他有了足够的信心去决断自己的行动。独自看企鹅就是一次有准备的“冒险”,他一再强调这不是个人的冒险和英雄主义,他是在进行了大量科学数据收集和极地行走经验积累、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并做了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之后,预谋已久的行动。不过一般人想来,这种所谓“冒险”也不是谁都有胆量、有能力顺利完成的。
极地科考给人带来的变化其实不仅仅是在当时当地,每次科考归来的李栓科和他的队友们都会在回家的1个月内被城市的污染和人际关系的繁杂折磨得疲惫不已:感冒发烧持久不愈,拒绝人际交往的心理自闭症都是他们无法逃脱的小小“灾难”。
神迷青藏 “以前,我对青藏高原没什么了解,都是一些书本概念——最高、最大、有高山反应。心情嘛,就是又敬仰又害怕,一方面觉得那个地方很神圣、很好玩,同时又觉得很恐怖。毕竟没去过,只是听人家说。一脚踏进青藏高原,我总的感觉就是苍凉。没有人烟,野生动物非常少,植物也很稀落、低等。抬头望,感觉天离人很近,天空、湖水都是蓝的,那种蓝不同于任何地方,蓝得非常鲜艳,属于没有一点污染的湛蓝,明亮却不真实。所有地方都是那么纯洁、那么原始,具有无限的包容性,人在它面前,感觉很渺小。”
“1988年夏天,我到地理所2个月,就随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进入了青藏高原。那是我第一次登上‘世界屋脊’,任务是考察青藏高原的地表形成及形成变化。从可可西里、墨脱、阿尔金山、昆仑山到喀喇昆仑山,最后在1995年、1996年两赴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我得到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在青藏高原这类有着多民族聚集和文化差异的地区,登山探险队员最应牢记的就是,尊重当地人的建议和习俗。”
“1998年,在阿尔金山考察自然保护区时,我们遇到了大批的野狼。有人提出用枪射杀。但藏民告诉我们,打死了前面的野狼,后面的就会跟进吃掉死狼,血腥味儿将引来更多的同类。最好的办法就是生起火,吓唬野狼,因为野狼怕火。当时大家觉得很刺激,把带来的所有汽油都收集到一起,点火,和野狼对峙了整整一个晚上。你说被那上千只绿莹莹的狼眼围困,是不是很有点恐怖!?”
“另外一次是在大拐弯考察,墨脱当地的门巴人有一种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习俗——投毒!历史上门巴人就有酒里掺毒的习俗,并非出于仇恨,而是羡慕所致。毒死健壮者令自己长寿,毒死富裕者令自己招财,全由迷信观念的驱使。毒分‘热’和‘凉’两种,中‘热毒’者当场毙命;而中"凉毒"者,有三月期、半年期、一年期,慢慢枯干黑瘦然后死去。‘凉毒’好像定期生命储蓄,全凭毒性计日。制毒方法大多世传,还有女性掌握一说,母亲只传女儿,神乎其神。我们雇佣的一位民工就因中毒身亡,于是我们找到当地干部,在他们的带领下到已经废除投毒习俗的门巴人家里做客才可保安全。不过如今时过境迁,据说门巴人投毒习俗已基本消失,却给后来的探险队员增添了进墨脱的一份神秘。”
青藏高原科考队是当时中科院所有考察队里维持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综合性、多学科、多专业的一个考察队,队里人最多时有300多人(其中资深科学家就有100多位),大小车辆上百,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当年23岁的李栓科的运气实在不错。李栓科从这时才开始真正体会科考的艰辛与乐趣,而一个团结并富于活力、富于创新精神的团队被他认作是一切进步的源泉。其实直至今天,他都在为建立这样一个理想的团队而努力,而且并不容易!
对登山爱好者的建议:
1. 行动的目标制订:“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每个人在制订目标的时候都会比较宏大,但真正制订计划的时候一定要采取逆向思维的方式,说服自己,从最细微处着手,考虑到最困难的情况,并制定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2. 行动的条件因素:“必备条件,缺一不可。”
做事情如果必需100个条件,即使有了99个,差1个也不能出发。登山探险行动不可以讲概率,面对大自然之力,一定要让行动的安全性保证在100%。
3. 行动的专业知识:“大的行动,求教专家。”
很多登山探险爱好者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探险知识和经验,但在组织大规模探险活动之前,还是应该请教相关的专家,提供地图、野外知识等技术支持。爱好者可以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会员部联络获取免费支持,该杂志也会根据活动的规模提供专家指导以及人员支持。
李栓科简历
1964年11月出生于甘肃平凉。
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1984年6月毕业,同年9月进入北师大继续读硕士研究生,师从周廷儒院士;1987年获硕士学位,6月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理所。
1989年冬,第一次参加中国南极考察队。
1993年破格晋升副研究员,1994年获中国“第二届优秀青年科学奖”。
1995年任首届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队长。1996年破格晋升研究员。
1997年任《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2000年10月兼任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