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时节又逢君—记在2013 BMW中国文化之旅探路前

2013年06月17日15:21  新浪资讯

  文/汽车族 王疆

  作为企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案例, BMW中国文化之旅”已经连续开展了六年。在开启第七年的全新旅程之前,我们先行前往今年的活动目的地江西一探究竟。此次探路,我们从南昌出发,向北到达庐山脚下的星子县,再向东北到达鄱阳湖与长江汇合处的湖口县,再向东一路到达景德镇、婺源,最后从婺源返回南昌。沿途对星子县的“金星砚制作技艺”、湖口县的“青阳腔”、景德镇的手工制瓷技艺、婺源甲路村的油纸伞制作技艺以及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一批珍贵的“非遗”项目进行了探访。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了解不多,此次BMW中国文化之旅探路前,我有几点疑惑,但更多的是乐趣。平常了解点文史地理,现在又能实地到访,“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时习之”本意为“有机会实践”,你要理解成“学完了经常复习”也可以。至于非遗,抛开技术性讨论,我理解:它是一切美的传统文化。在婺源,我们探访了著名的徽州古村理坑。理坑原名为理源,取朱熹理学源头之意,建于南宋,古村保留相对完好,风景上佳。我想起去年在黄山市随处可见的旅游广告语“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真令人哭笑不得。这两句出自明代大文人汤显祖(《牡丹亭》作者)的一首诗,本意是讥讽徽州当时的世俗气、铜臭气,这算是无厘头吗?当然,即使误用也无大碍,汤显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以及这两句诗都很典雅浪漫,正如徽派建筑给人的印象。

  婺源的名称来历说法不一,我比较相信“婺水”说,但我更愿意相信“婺女”说,“婺女”即宝瓶座(水瓶),二十八星宿之一,代表美女。据说婺源的名字是唐明皇根据夜观天象取的,所以此命名很符合唐明皇的兴趣爱好。徽州的名字是宋徽宗起的,徽州原为歙州,后来这里爆发了方腊起义,起义被镇压后,歙州即改作徽州。有一种说法是风水大师预言,歙州有龙脉,每五百年会有帝王出,因此宋徽宗改名徽州有镇龙脉之意。现在如果到黄山周边旅游,还可看到多座宋代的镇河(龙脉)宝塔,似乎能印证上述说法。宋徽宗以后的五百年,徽州果然没再出现领袖人物,但一千年后,这里一下又出了两位——江主席和胡主席老家都在徽州。由徽州的命名不难得出,徽墨是宋以后的东西,而著名的歙砚在唐代就有记载了,应该是因歙州得名,不是今天的黄山歙县(原歙州州治)。歙砚有名主要是本地石料好,而最上等的石料出自婺源的龙尾山,所以我们在婺源探访的龙尾砚才是真正的歙砚代表。砚是书写工具,拿来做收藏也算是雅痞吧。据说苏东坡曾有两方名砚;脂砚斋也有一方名砚,后被文博大家收藏。砚反应的也是一种“石文化”。中国人爱奇石,外国人绝难理解。文人士大夫爱石“在乎山水之乐”,如苏东坡不仅写山水诗,而且还写过著名的《石钟山记》,这种“爱好是天然”与其性情豪放相得益彰。皇帝爱石就麻烦了,方腊起义就是因为宋徽宗没完没了征运花石纲、民不堪其苦,“一个石头引发的血案”。在北临庐山的星子县参观金星砚作品时,看到很多关于陶渊明的题材,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原来陶渊明归去后就生活在星子,直到生命尽头。想五柳先生头枕庐山,脚踩长江,“死去何所道,托体共山阿”,“魏晋风度”只有在这里才能体会更深。陶渊明是个性率真而平和的自然主义诗人,儒道都不太挨边,其田园风格与后世佛家的出世也无相涉,其洒脱为:“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家里放着没弦的古琴(可能太穷了),高兴时假装抚弄一番,用头巾过滤酒,完了再湿漉漉地戴上;其淳朴为:“晨昏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整个一老农形象。陶渊明身后近百年默默无闻,若非昭明太子萧统做了大量的“非遗”保护工作,他恐怕只能“无名氏”了。星子县隶属九江市,九江古称江州,有多条江汇集,后世九江因此得名。江州古有浔阳江,浔阳江有两样“非遗”:一是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二是古曲《浔阳琵琶》,也称《春江花月夜》、《夕阳箫鼓》。离九江不远,我们在鄱阳湖边上的湖口县领略了另一非遗项目青阳腔。只几个身段、几句徒唱(清唱),我已感动得“如听仙乐耳暂明”了。青阳腔有五百多年历史,明清之际风靡大江南北,并催生了徽班,因此也可以说是京剧的鼻祖,现在听起来倒是有点象黄梅戏。青阳腔是江西弋阳腔的最大分支,且保留了弋阳腔的音乐特点和唱腔精华,而弋阳腔在戏曲史上地位甚至超过昆山腔,现在,单一的弋阳腔已经没有了。这里,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戏曲的成因,它是对古代诗歌、乐舞的直接继承和发展,非常符合非遗理念。让我们先回到江州,从《琵琶行》说起。

  《琵琶行》中与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的女子原是长安城的名乐伎,“名属教坊第一部”,她弹奏的是“初为霓裳后六幺”,“霓裳”和“六幺”都是唐代的宫廷舞曲,当时在长安附近的世族豪门中也很流行,而唐代江州这样的二线城市普遍还只有“山歌与村笛”;教坊是隋唐时专门搜集整理音乐的机构,教坊的乐工伎子常有数万之多,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是爱音乐的文艺皇帝,唐明皇更是精通音律,亲自参与“梨园”的教学活动。隋唐时的宫廷乐舞规模宏大,时称大曲,有雅乐、俗乐(燕乐)之分,以俗乐为最盛,包括创新性的中土音乐和外国音乐,以及由宗教音乐改编的法曲——如唐明皇、杨贵妃合创的《霓裳羽衣》。大曲往往含有演唱,且无论雅俗,歌词多为格律工整的五七言(近体诗),也有格律宽泛或长短句的曲子词。五七言为吟唱(有平仄声腔而无旋律),为歌的主体,音乐和之(和声);曲子词则服从于音乐,须按特定旋律的曲牌填写,如《菩萨蛮》、《忆江南》。这些歌词作就是后来的唐诗,当然,《全唐诗》里只能读不能唱的也有,重要的如杜甫、白居易等创立的新乐府,如《兵车行》、《琵琶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的大曲歌词就是乐府诗,如《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另外,先秦时的部分《楚辞》以及全部《诗经》也都是歌词。到了宋代,皇帝重文,行事低调,众乐乐的大曲式微,皇帝转入发展个人爱好,如写字、画画、蹴鞠等。与此同时,宋代手工业、商业兴起,带动了很多新型市镇的发展,如景德镇、绍兴镇,市镇包围的大城市也更加繁华,如《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汴梁。市民阶层壮大,加上政府放松户籍管理、保护私有财产等有力措施,市井文化很快成为主流,勾栏瓦舍(戏园子)和一些高雅夜店开始增多,于是,大曲从上层开始流向民间,而唐代曲子词此时也已成熟为人人传唱的宋词,一些草根才子借用大曲创作出说书性质的诸宫调(类似于评弹)和杂剧(多人表演唱),到北宋末,民间艺人用宋词曲牌编成歌谣,吸收杂剧、诸宫调、傀儡戏、大曲乐舞的优点,创立了连本演出的南戏,南戏遂成为百戏之祖。南戏经过与元曲北戏的冲突、融合,到明中期发展出最受欢迎的江西弋阳腔和昆山腔。昆山腔保留了隋唐雅乐元素,又得到苏杭一批名人才子的改造整理,讲求五音(宫商角徵羽)与四声(平上去入)和谐,有板有眼(强弱拍),最大化地抒情达意,甚至对观众如何欣赏也有要求,而弋阳腔则没那么多规矩,于是二者又有雅俗之分。

  有意思的是,戏曲史上最重要的两位人物——魏良辅(创新昆山腔)和汤显祖都是江西人,江西自古地处楚头吴尾,想必楚声、吴歌在江西人的基因里都能找到。楚声是《楚辞》的曲,而楚舞浪漫华丽、长袖轻柔,是古典舞和戏曲身段的鼻祖。汉代以楚声确立了雅乐,六朝时雅乐开始接纳吴歌俗乐,隋唐则成为雅俗共赏的集大成时代。昆山腔有雅乐基因,更近楚声,而江西弋阳腔多吸取南音小曲,所以吴歌成分更多。

  作为最早的音乐,孔子时代的楚声和吴歌都未收入《诗经》,大概是因为不符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标准。楚声说白了就是“四面楚歌”的楚歌,今已失传,从《楚辞》语句长、瑰丽神秘来看,原生态楚声应该是悠长起伏,情感浓郁。而吴歌清丽婉转,如流传至今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四季歌》,而最有名的吴歌是《茉莉花》。无论吴歌还是戏曲,都同诗歌一样,是美的文化传统,或俗或雅因时代而变化,不变的惟有诗意的生活态度。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歌让人有想象力、善观察、善与人相处、会宣泄情感。也许这才是最宝贵的“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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