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协会招募志愿者 宁波政府给农民请保姆

　　为应对农村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现实，宁波率先将居家养老模式从城市社区推向农村，目前，在镇海、北仑两区的农村进行试点。

　　当地政府聘请专职人员为居家老人服务，招募志愿者，培植农村老年协会，以政府主导的模式构建农村居家养老的服务网络。

　　但现实困境是，财政紧张、部门职责不清晰、相关配套政策不齐全，束缚了该模式的长远发展。

　　厉云婷的出现，解决了贝运壮的一个难题。

　　远在上海的贝运壮一直担心母亲唐菊英的生活问题。唐菊英89岁，孤身在宁波汤家村生活，此后又摔折右腿，行走不便。“她不愿去敬老院，否则宁愿死。”贝运壮说。

　　去年8月15日，厉云婷出现在老人家面前，使问题迎刃而解。她帮老人搞卫生、陪说话，每天服务1小时。而唐菊英无需为此支付费用。

　　这是宁波开展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试点。类似厉云婷这样的居家养老专业服务员只是试点中的一个环节，该试点还包括建立一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若干个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之所以做这个试点，就是为了应对农村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现实。”2月23日，宁波市老龄委办公室主任崔秀朋接受采访时说。

　　从“不让进屋”到“交付存折”

　　汤家村老人唐菊英起初不信任政府为其请的保姆，现在，老人生活已离不开她了。

　　2月25日，早上七点半。厉云婷把读小学的儿子送去学校，然后提着一袋汤圆，去了唐菊英的家。

　　厉云婷为老人服务已有大半年。最初，老人把她挡在家门外，不让她进屋；现在老人把存折都交给她，由她打理。

　　前天下午，离开唐菊英家时，老人说想吃“猪油汤圆”。老人还不喜欢吃买的。厉云婷回家，买了猪油和糯米、黑芝麻。晚上包好。

　　到唐菊英家后，厉云婷用半小时打扫屋子。她还想帮忙煮汤圆，但唐菊英不肯。

　　“老人习惯自己做饭，自己炒的菜好吃。”厉云婷说。

　　按照宁波市镇海区居家养老服务办法规定，厉云婷在为老人服务1小时后，也就是早上9点，再到另一位老人家中，做同样的事。作为政府聘请的专职居家养老服务员，厉云婷服务了6位这样的高龄老人。

　　唐菊英，上海人，1961年和丈夫被“精简下放”到宁波，两个孩子留在上海舅舅家读书。在宁波48年，他们没有土地，丈夫给别人看摊，她给别人做保姆，维持生计。

　　20年前，丈夫去世后，老人一直独居。

　　前几年，老人出门买菜摔折右腿。一直没痊愈，后在卫生间又将伤处摔折，便只能扶着椅子在室内活动。

　　儿子贝运壮已有4年没回宁波。前几年，他曾劝母亲去敬老院，费用子女承担。老人不肯。

　　“农村传统观念总认为去敬老院不光彩。”镇海区庄市街道办分管养老工作的副主任胡金红表示理解老人的想法。

　　贝运壮说，去年，宁波市居家养老计划正式在农村推广，“厉云婷到我们家后，问题才解决。有什么事她会直接通知我。”

　　“空巢”悲剧之后

　　胡金红，在镇海区从事养老工作已有多年。她说，宁波的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在2006年就已开始试点。

　　而探索源自于农村老龄化的严峻现实。

　　来自宁波市老龄委的数据，2007年，全市农村老年人有58.7万人，“空巢”比例达77%。

　　当地还曾有这样的案例，一对空巢老人，丈夫瘫痪在床，妻子患心脏病突然倒地死亡。无人照顾的丈夫饿死在床上。一周后，邻居闻到异味，才发现两位老人去世。

　　于是宁波市选择经济相对发达、人口适中的镇海和北仑两区的农村进行试点。

　　胡金红说，他们对农村老人分类发现，老人群体结构呈一个橄榄形。

　　橄榄的两头分别是经济困难、生活难以自理的老年人和经济富裕、追求高质量生活的老年人。

　　针对这个结构，宁波制定出相应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胡金红把它总结为“1+1+X”。

　　第一个“1”是指，建立一支居家养老专业服务员队伍。胡金红解释说，这类专职人员主要为经济困难、生活难以自理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免费服务。

　　目前，宁波市有200多名这样的专职人员。他们由民政部门向社会招聘，培训上岗，服务1位老人每月可获200元工资。村和乡镇对他们进行月考核。

　　“老人或者邻居反映不满意的，我们就辞退。”镇海区民政局副局长、老龄办主任岑爱飞说，他们去年已经辞退了2名。

　　在镇海区，70周岁以上，生活自理有困难，独居(无子女或子女居住在辖区外，或子女弱智、致残、重病)，持有“低保证”或“社会扶助证”的老人，都可以享受政府为其聘请的“保姆”。

　　“精神养老”防老年抑郁

　　杜仲理，镇海区庄市勤勇村人，66岁，他每天会去村里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吃饭、读书。这个服务中心便是“1＋1＋X”模式中的第二个“1”。

　　目前，宁波在农村已建成了165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大多拥有电视机、棋牌桌、按摩椅、健身器材和戏曲道具。

　　每周五和周六，杜仲理会抱着书本去服务中心，他想要尽快拿到“大学毕业证”。中心设有老年电大班。

　　该班45名学员中，年龄最大的是84岁。

　　“我们这里农村老人一般温饱没有问题，但空巢比例高，老年人很孤独。”镇海区民政局副局长岑爱飞说，居家养老服务通过让他们参加文娱活动，以融入社会，排遣寂寞，防止和减少老年抑郁症的发病率，为他们提供“精神养老”。

　　目前全区已有老年电大班71个。除了电大班，镇海区的服务中心还有抖空竹、扭秧歌、门球等老年文体队伍340支。

　　“老帮老”结对行动

　　居家养老服务在农村的试行，让73岁的邵才元变得更有成就感。

　　他是勤勇村老年协会会长。这个成立于1989年的组织，曾常年处于半瘫痪状态。

　　2006年，农村居家养老推行，协会再度壮大。

　　“X”指的是一个庞大的服务网络。庄市街道办的胡金红说，主要是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各种安全保障、文化教育、健身娱乐服务。而老年协会是服务网络很重要的一个形式。

　　现在，邵才元领导的协会有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低龄健康老人与高龄困难老人结对子。

　　65岁的张月芬和82岁的孙彩香去年结了对子。孙患了胃癌，胃被切除，每天只能喝粥。她儿子、女儿均在外地。平时每天来看望老人的是张月芬，帮她端茶送药。

　　“老帮老，人都是要老的。”张月芬说。

　　“老年协会逐渐成了设在村委会、老年人和社会之间的桥梁。”胡金红说。

　　宁波市老龄委统计显示，目前完全由老年协会负责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村子超过1/3。

　　“居家养老”财政窘境

　　除了成就之外，邵才元也有他的忐忑，“财政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揭不开锅。”

　　在村老年协会“老龄工作台账”上，显示了邵才元的窘迫。协会经费来源，“上级财政拨款0万元”，“辖区单位资助0万元”，“服务部收入(净)2万元”，“村集体全年拨款15万元”。

　　今年春节，勤勇村447名老人每人发慰问金300元，共花掉13万元多。

　　“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搞些创收，还真发不出钱。”邵才元说。

　　这位被公认为镇海区“有想法”的老年协会会长，让协会买了50多套餐具，为村里的红白喜事提供出租服务；他又带领会员们学习扎花圈卖钱，最初是义务的，现在70%收入归集体。

　　邵才元说，现在协会每年创收4万多元，净利2万元。

　　区民政局副局长岑爱飞也为试点的经费操心。

　　她说，行政村开展居家养老后，第一年补3万元，此后每年补1万元，这些钱只能满足中心基本运转。

　　岑爱飞为筹钱自己想办法。

　　去年，她邀请区里5位退休领导任老年福利基金顾问，然后，一个夏天在全区各单位募集了1077万元。

　　岑爱飞把1000万元存了起来，每年利息8万元用于困难老人援助等。

　　崔秀朋，宁波市老龄办主任，她说，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政府主导”至关重要。而目前资金保障没有制度化，只有成为政府财政“列支项目”，才能保证试点稳定推行。

　　左建一，宁波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认为，目前国家的养老服务工作体制及相关政策法规也亟待健全和明晰。

　　他说，虽然2008年1月，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等十部委发文《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但意见没有明确这项工作的体制架构。

　　目前，各地有的是老龄委在做，有的是民政局负责。他认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由哪个部门主管？资金怎么安排？各参与部门的工作权责和职能是什么？相关配套政策法规等都是问题。

　　对于这些，邵才元并没有想得那么深刻，他只是觉得，他的协会工作只能进，不能退，退的话，信誉一失，今后就没法搞了。